​好书推荐—《皇权与绅权》

好书推荐—《皇权与绅权》

在中国古代乡村的社会结构中，绅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权力。代表绅权的士绅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地方权威的代表，是皇权向下扩张的触手，也是乡村自治的引导者，具有重要的纽带作用。费正清和吴晗等作者在《皇权与绅权》一书中，对皇权与绅权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对于士绅阶层的产生、演进与作用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着重探讨了士绅在双重政治结构中的作用，并就皇权有无制约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拟对《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有关士绅和绅权的观点进行梳理与辨析，并将着重分析中国古代士绅阶层参与政权的因果联系与实际影响。

士绅在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皇权与绅权》成书于1948年，是由费孝通和吴晗等学者组成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历史的研讨班所合著的论文集。本文作者之一的费孝通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毕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包括《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内的数百万字著作。另一位主要作者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除本作外还著有《朱元璋传》、《吴晗历史论著选集》和《胡惟庸党案考》等作品。

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费孝通先生

全书共计18章(含文后附加的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的统治术》和《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两篇文章)，由费孝通、吴晗等多位作者合著而成，从绅士、绅权和皇权等几个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注重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注重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注重思考中国农村在彼时遇到的困境与可能的前景。其中，费孝通先生所著三篇，包括《论绅士》、《论“知识阶级”》和《论师儒》，对中国古代的士绅阶级由来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吴晗先生著有六篇，对于士绅采取了更为激进和严厉的批判态度，正文四篇侧重对绅权和皇权进行开宗明义的讲解，并探讨了二者的关系，附加的《朱元璋的统治术》和《历史上君权的限制》两篇文章有助于促进读者了解专制皇权的运作与社会传统对于专制皇权的制约作用；袁方等四名学者从保长、乡约和商贾等角度，对费、吴二人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说明与进一步探讨。

阅读历史应当胸怀天下黎民

《皇权与绅权》一书特色鲜明，论文集的形式使得各作者得以充分交流各自的观点学说，读者可以较容易的发现不同作者对于皇权的约束、绅权的作用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进而在比较中得到更具权威性的认识。言简意赅、思想深刻也是本书的一大优点，费正清、吴晗等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对于对士绅问题提出了系统性的思考，对于，其结论时至今日仍具有显著的学术影响。此外，本书的写作体现出来强烈的经世致用、着眼现实的色彩。作为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作者们深刻思考、反思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所处在的地位，并积极呼吁知识分子改变对于时局无能为力的现状，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作者们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加强农村盘剥控制、农村恶绅横行的愤慨以及对农村衰落的强烈忧虑，体现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但不容忽视的是，本书在内容结构编排上似仍有改进空间，不同作者对于同一问题的论述可以加以汇总而非将同一作者的所有文章前后相连，以减少读者阅读与理解的困难。

经世致用，以古鉴今

绅权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广泛的权益，但是这一权力的维持并非水到渠成。吴晗先生在《论士大夫》一文中指出，官僚是士大夫在官位时的称号，绅士是士大夫的社会身份。垄断教育是维持绅权的前提条件，士绅阶层通过增强后代的教育，以科举等选官方式进入政权。在古代历史上，特别是科举制产生和印刷术应用前，教育的成本居高不下，经济基础、书籍资料与家庭教育背景等因素对于一个人能否接受儒家理论学习和符合皇权对于官僚“规范知识”的要求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士大夫阶层具有垄断教育的便利，“书香门第”在此背景下产生。随着历史的演进，到明清时期这一现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科举制度完善、教育制度改变与印刷术的普遍应用而改变，但是士绅阶层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因为家庭教育传统与物质基础具有一定的优势。绅权的代际继替是绅权维持的核心问题。史靖先生在《绅权的继替》一文中指出，绅权在继承的过程中的主要威胁有二。其一是青黄不接，如前代人尚未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就已去世，或者因为缺少子嗣而导致缺乏合适的继承人来继承家业与社会地位，以及子女因教育水平不足而未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为了避免子嗣不足的情况，士绅阶层往往通过多生子女和过继子女等方式使得自己下一代更加枝繁叶茂，但这也引来了第二个可能的隐患——因子嗣过多导致财产分割后缩水。在中国古代，对于家产的分割长期实行均等原则，也就意味着众多的子女近乎均等的继承家业，如果子女过多或者家业本不相当殷实，士绅阶层就存在着家道中衰的可能。最后，土地等经济基础是维持绅权的物质条件。正如前文所述，知识阶层参与政权的目的在于保全和增进财富。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这一财富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土地。与以土地为代表的农业相对应的工商业尽管较为灵活以免受政治权力的侵袭且能够通过妥善经营较快的增进财富，却因为这些特性备受统治集团反感，商人团体的财富威胁了统治集团的地位。对此，各朝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在社会地位和参与科举等多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一点也间接导致商人获利后，将大量利润购置土地从而实现向地主阶级的转型，进而谋求浸入士绅阶层以巩固、维护财产。

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的阶层流动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同时，作为皇权在基层的延伸，绅权除去在官僚政权中起到作用外，在地方自治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处于双轨政治体制的交汇处。胡庆钧先生在《论绅权》、《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和《从保长到乡约》三篇文章中对绅权在地方治理的作用机制和实际影响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乡村中，乡村的治理机制主要有两种——保甲制和乡约制。保甲制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式形成于王安石变法时期，是一种由上而下形成的制度。也正因为保甲制是政府权力的直接延伸，士绅往往因为不愿受到政府的直接管理和约束而拒绝担任保长，保长也因而多由普通农民担任。保长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执行皇权和官僚机构下达的命令，如收税征兵；其二是基层自治的任务，如赈灾济贫。前者的任务由上级政府指派，后者的任务在乡村的实际情况下由士绅领导。因而，保长需要同时服侍上级政府和士绅两个主人。乡约制度最初的形成源自绅权的强大。地方士绅在教化百姓、安定一方的目标激励下，以自愿形式建设乡约制度，但是这一自下而上的制度由于其产生方式而不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支持。明清时期，政府将其强制推广，形成了乡约为主、保甲为辅的乡村治理模式，并在乡约制度中添加了宣讲圣喻的任务。此时的乡约制度业已控制在政府手中，士绅同样处于不愿被政府控制监督的原因而并未直接承担乡约制度的管理责任。乡绅并不直接参与保甲制和乡约制的运行，而是通过绅权的运作，以幕后的身份指导着乡村活动的开展。

“皇权不下县”只是古人的美好理想而非客观现实

总而言之，士绅阶层的产生、演进和绅权的运作在中国历史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士绅阶层的产生源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近乎绝对的皇权可以肆意侵犯个人财产，私有财产权在实际运作中与政治权力挂钩，政治地位越高，财富就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甚至增加。士绅基层的地位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封建政治的结构不变，士绅阶层的性质就不会改变。士绅特权的产生和士绅身份的传递需要特定的条件而非自然而成。绅权虽然为分担了基层治理的职责，成为了皇权的下沿，但是在在基层治理中也并非采取直接参与的方式而是以幕后的形式对保甲制和乡约制度发生影响。当今的社会结构较中国古代和本书写作时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士绅这一阶层也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士绅问题对于当下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启示远未结束，值得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