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宾馆：中国政治的见证者

京西宾馆：中国政治的见证者

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会议场所，京西宾馆从1964年正式开业至今，一直是中国政治最为执著的见证者。 （IC photo/图）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进化地标）

1978年11月19日上午，一辆大客车将初到北京的上海工人宗福先送至西长安街羊坊店路1号，一座戒备森严、建有高大苏联式建筑的院子里。

几个月前，由宗福先创作剧本、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自行排演的《于无声处》火遍上海滩。11月，剧组受邀到北京公演。

1978年11月16日的首演相当成功，19日那场演出却有些神秘。演出地点在哪里、观众有哪些人，剧组事先都一无所知。

1978年11月19日晚上7点半，演出开始，能容纳千人的礼堂里只坐了两百来位观众。宗福先眼尖，从中辨认出好几位在报纸上见过的“大人物”，比如头上扎着标志性白毛巾的“农民总理”陈永贵。

待演出结束，工作人员招待剧组吃晚饭时才告知：这里是京西宾馆。

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会议场所，京西宾馆从1964年正式开业至今，一直是中国政治最为执著的见证者。多次中央全会以京西宾馆为主会场，以中央名义召开的会议也大多首选在此举行。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京西宾馆负责人伍卫国曾说，“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次会议，都与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春天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于无声处》剧组走进京西宾馆那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这里进行，改变历史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在这里召开。

宗福先至今仍不确定，请剧组为中央工作会议参会人员专场演出的安排是如何作出的。他只知道，在1978年11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三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提到了《于无声处》：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

当时，在舞台上“天安门事件”已经得到平反，但在京西宾馆，两股势力还处于胶着状态。

陈云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巨大反响，会议议程几乎被扭转。《于无声处》剧组就是在陈云发言的次日接到进京调演令，在波云诡谲的气氛中走进京西宾馆的礼堂。

然而，历史上那些意味深长的时刻，在发生时可能平淡无奇。2019年9月，72岁的宗福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觉得那礼堂也没什么特别，观众也和普通观众一样，该笑的时候笑，戏演完就散了。”

反倒是演出结束后在京西宾馆吃的那顿饭，给宗福先留下了深刻印象：“菜式虽然普通，但烧得非常好吃”，尤其是一道照顾了上海客人口味的糖醋肉排，刚上桌就被一扫而空。

原定会期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一直开到了12月15日。经过讨论，政治局常委们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会址设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这间可容纳四百余人的会议室，正面墙上悬挂着描绘万里长城的巨幅国画，画的两边各有一幅字，采用毛泽东手书体，写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期只有五日，闭幕日在时令节气上是冬至。但对于经历了漫长动荡的中国人而言，那一天却是“立春”——经济建设终于取代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春天的故事从这里开始，改革开放的航船从这里启程。”曾长期分管京西宾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张黎说过，最令京西人自豪的，就是第一会议室见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见证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2002年京西宾馆会议楼翻建时，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第一会议室从房间布局到门窗、立柱、桌椅都保持着原样，犹如风雷激荡的会议刚刚散场。

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

京西宾馆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地标之一，但在筹建时，它并不叫这个名字。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给解放军最高统帅机关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开会场所，中央军委决定修建一处招待所，当时取名“八一饭店”。

筹建初期，设计者到全国参观，最后参照上海锦江饭店的样式设计了主楼（即现在的西楼）。但因种种原因，迟至1960年5月，“八一饭店”工程才正式开工，后又因国家经济困难而两度停工。

1964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全国人大拟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国庆庆祝活动。此前，北京市以市委书记彭真的名义向国务院建议，能否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修建一座能接待两千多名人大代表的宾馆。

对这个要求，周恩来感到很为难。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知道后，就向部队打听停工的“八一饭店”情况，得知已有一定基础。

周恩来随即指示：“军队在京西新建的饭店的收尾工程可以继续施工，力争早日完工。饭店由军队管理，军政共用。”

于是，“八一饭店”建设工程在1964年1月复工，原总后营房部组织施工部队昼夜施工，12月完成会议楼工程。受周恩来指示的启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根据饭店所处地理位置将其定名为“京西宾馆”。

宾馆落成时，13层的主楼在当时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会议楼庄严肃穆，部分会议室顶部装饰有巨大的五角星，长长的过道铺有厚重的红地毯。

那时的京西宾馆，和其他公共场所一样悬挂了很多毛泽东语录。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批评了这种现象。于是，京西宾馆大厅、会议室、客房内的语录牌被全部摘下，陆续换成书画作品。多年来，全国许多书画家都以作品被京西宾馆悬挂和收藏为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重新步入正轨。为适应党政军开会的需要，1979年11月，京西宾馆上报扩建东楼的计划。东楼地上27层，地下3层，于1990年9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承担了当年召开的亚运会的接待任务。

而西楼和会议楼，由于修建时对北京的地震问题认识不足，没有考虑抗震设防。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期间，有中央委员留言，希望尽快进行加固改造。张黎利用一次中央在京西宾馆开会的时机，跟进中央领导乘坐的电梯，当面汇报这一情况，得到了支持。

“断了皇粮，不吃杂粮”

在京西宾馆开过会的人，都对“京西服务”印象深刻。

京西宾馆的会场布置和物品摆放采用“拉线法”，从桌、椅到桌面的茶具、文件和文具，纵看成列，横看成行，斜看成线，整齐划一。倒水、续水时，服务员列队进入会场，步调一致、速度相同、操作轻盈，是京西宾馆一道独特的风景。

对于重要客人，京西宾馆还专门建立了服务档案，记录其个性化需求。召开会议期间，一些领导有自己的专属号杯。

“我记得清清楚楚，邓小平是12号杯，叶剑英是3号杯，李先念是13号杯……”张丽华是京西宾馆最老资格的服务员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在会议科服务二组工作。她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的杯子是白瓷的，没有花纹，杯把下面用红漆写着号码。

不过，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南方周末记者在京西宾馆采访时，发现杯子已全换成兰花图案。在传统文化中象征淡雅高洁的兰花，是京西宾馆的馆花和标志。

十八大以来，会风崇尚俭朴。列席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层党代表俞佳友注意到，京西宾馆的会议接待没有了原先服务员夹道欢迎的仪式。

十一届三中开始之后，历次中央全会都在京西宾馆设会场，在此之前，中央全会的召开地点并不固定。1949年到1978年之间，在中南海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都开过中央全会。

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全会自始至终都在京西宾馆进行。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幕式和分组讨论在京西宾馆举行，闭幕会则改在了人民大会堂。

除了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以中央名义召开的高规格会议大多也在此召开，京西宾馆作为中国“会场之冠”的地位已经牢不可撼。

如今，在没有重要党政军会议召开的时候，日常开支需自负盈亏的京西宾馆也开始接待一些通过“组织介绍”的会务生意。但根据宾馆管理局的指示，京西宾馆仍要恪守“断了皇粮，不吃杂粮”的政治规矩。除了党、政、军会议，京西宾馆接待所有会议，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报备，即便在接待量不饱和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接待社会团体会议。

（本文部分参考自夏玮著《京西宾馆那些年那些事》）

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实习生 宋思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