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一）

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一）

笔者按：

2017年6月份，我曾经写作一文《诗词的诠释学理解》的文章，这篇文章探讨的是对诗词如何进行诠释学理解的问题。比如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作为现在的读者如何对这首诗词进行理解。文章写完以后，山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的学姐对我的文章进行了润色，润色以后，她问我：如何在诗词的创作过程中体现诠释学的原则？我当时对此问题不能回答，只能在在伽达默尔《诠释学》中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2017年12月12日，我在淘宝上购买了《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一书，我看了《出版者前言》和《译者前言》，我发现这两个前言写的太好了，可以说字字珠玑，看完前言，不看书的内容，也能够掌握接受美学的理论精髓。不仅如此，两个前言还回答了关于诗词创作的诠释学的问题。笔者想在本文中介绍一下接受美学的理论，并在其中加上自己的评论，笔者不想将本文作为自己的原创，只想将本文作为读书笔记。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是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H·R·姚斯，他的著作《走向接受美学》开创了这一理论，另一个人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R·C·霍拉勃，他的著作是《接受理论》。

在接受美学出现之前，美学理论上有三个流派，分别是：

一是实证主义文学理论，他们考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的关系，或者文学作品中事件和历史的关系等等为主。

二是俄国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他们认为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文学作品本身，即应该进行文本的研究，认为文本与创作文本的作者或者文本所反映的现实都没有关系，因此，对于文本的研究，应该摒弃文本与作者、现实的关系，重点研究文本的文学性。这一流派经过布拉格的机构功能学派，英美的新批评学派，以及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影响。沃伦的《文学理论》将其称之为文学的内部研究。

三是接受理论，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不同于上述学派，而是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读者研究和影响研究。他们不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作品和现实的关系上，也不是房子啊文本的语言、结构、功能上，而是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的接受上。这也就是将这一理论称之为接受理论的原因。接受理论的出现，导致了文学研究中心从文本为中心，转向了读者为中心。

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接受美学以现象学和解释学为理论基础，其特点是：

1.接受美学的文学概念与众不同。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不同于文学的文本。任何文学的文本都具有未定性，都不是决定性的和自主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未完成的图式结构。他不是独立的、自为的，而是相对的，为我的。它存在的本身并不能产生独立的意义，而意义的实现则要靠读者通过阅读使之具体化，即以读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作品的空白处填充起来，是作品中的未定性得以确定，最终达致文学的实现。因此，接受美学关于文学作品的概念包括这样的两极，一极是具有未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极是读者阅读过程的具体化，这两极的合璧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如伊瑟尔所说，从这种两极化的观点来说，作品的本身显然不同于文本，也不能等同于具体化，而必定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也就是说，没有读者的阅读，没有读者将文本具体化，文本只能是未完成的文学作品，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实现。

笔者读到这个地方，批注了多个“太对了！”“对！”等这样的文辞。我想上述论述一字一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看上述文字，我内心极度愉悦，就好像拥着自己心仪的女人，四目相对。笔者是学法律的，在看诠释学的书籍的时候，总是这样问自己：这种理论对诗词等文学形式是适用的，对法律是不是适用的呢？比如说，将上述论述中的“文学”换成“法律”是不是适用呢？笔者认为，文学如此，法律也是如此。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文本，只是给司法者提供了一个框架，或者说一个活动的范围，这个框架和范围内是什么，都不清楚，这就是法律的未定性和非决定性，只有在司法者的司法过程中将这些空白的地方填充起来，法律的具体的含义才能真实显现。法律有也包含这样的两极，一极是未定性的法律文本，一极是司法者在司法过程中的具体化，自由这两极的合璧才是完整的法律。因此，西方法律现实主义认为，书本法不同于现实法，法律的文本和法律的适用不是一回事，法律的含义是不确定的，只要当具体的判决做出来以后，法律才以判决的形式显示出来。

此时，笔者发现，文学的接受理论和法律的接受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2.接受美学承认读者的能动作用。

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一种能动的创造，并给这种创造以充分而广阔的自由天地。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中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也是文学作品得以真正实现的过程。文学作品不是作者独家生产出来的，而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读者不仅仅是鉴赏家、批评家，而且还是作家，因为鉴赏和批评的本身是对文学作品的再生产，就是文学作品的实现。接受美学反对文学文本具有决定性的说法，不承认文学文本具有独一无二的意义，认为文学文本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图式结构，他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仅仅在于人们可以对他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因人而异，也可能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有意义的，是合理的。

法理学认为，法律的文本是一个开放结构，这种开放结构体现在，法律的概念是开放的，首先，法律的概念向社会事实开放，法律的概念就好像一个皮囊，其中的内容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手机”这一概念，二十年前的收集和现在的手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概念没有变化，我们还是用这一概念来称呼这个实际上是移动智能终端的设备。法律的概念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用的是一百年之前的刑法，现在还在使用，法律的文本没有变化，但是，法律的文本具有巨大的开放性，这样法律的文本就适应了这个变化巨大的社会。

其次，司法人员对法律的解释。张明楷教授就说，是司法解释赋予了日本刑法的生命力。司法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社会形势解释法律，从而使法律的概念具备了巨大的弹性和张力，丰富了法律的含义，保持了法律的适应性。因此，可以这样说，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共同创造的。

因此接受美学认为：作品的本质在于作品的效应史的永无完成中的展示。姚斯认为，文学史不应该是作者和作品纯客观的分析和描述，而应该是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接受情况，是文学史成为文学文本接受史。姚斯说：文学史就是文学作品的消费史，即消费主体的历史。这里的消费主体就是读者。

笔者发现这和刑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对刑法通过以后的判例进行研究，就能够纵向展现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和不同的时代，法律文本的不同含义。或者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法官对法律文本的理解。

比如，刑法上的过失理论，先是过失论，后来是新过失论，再后来是新新过失论。每一种过失论都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都体现了在这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司法人员为了追求特定的的目的和价值，而发展处了法律的新的含义。关于什么是过失论，新过失论和新新过失论，笔者在此不展开论述，读者可以百度。

再比如，刑法上盗窃的概念。最早的时候盗窃的对象是有形物品，如钱包，对盗窃无形物品的不予承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无形物出现了，比如天然气、电等等，后来盗窃的对象就扩展到天然气和电，再后来网络上的虚拟财产出现了，相关的判决又将盗窃的对象扩展到虚拟财产。可以说盗窃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历史，就是法官对盗窃概念理解的历史。

因此，研究刑法，必须研究不同时期的不同判例，每个判例都是对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和形象化，法律文本的历史，就是法官判决的历史。

3.读者的地位是不同的。之前的文学理论认为，读者的欣赏和批评必须以作品为基础，即作品是第一性的，读者的欣赏是第二性的。而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具体化是第一性的，未定性的文本是第二性的。

因此，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接受是主观性的，他们都是从自我意识或者先在构成出发去感知或者把握认识对象，而把认识和解释的着眼点建立在构成的主观性图式上。

如何理解这句话？笔者认为，我们在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都带着自己的“先见”，这里的先见，说他是成见、偏见都可以。我们总是在这种先见的指导下，来认识事物，而当自己的先见和现实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修改自己的先见，从而使自己的“理解视野”得到了扩大和修正。比如说，《大话西游》，二十年前你看的是电影，二十年以后，你看的是人生。为何？因为你的人生阅历变化了，你对事物的看法也就变化了。

在成见的指导下我们感知文学的文本，从而形成主观图式，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文学作品。因此，接受美学所说的文学作品仅仅存在于人的主观观念中。而这个主观观念又不只是文学文本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而是人的“期待视野”处于主导的能动地位对文学文本的再创造。

如何理解这种“期待视野”？在对法律的文本的理解以及法律适用中，司法者对法律的含义总是具有“意义期待”：法律规定了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执法人员面对的情况是：某甲将到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这叫不叫非法携带？如果执法人员想打击这种行为，他就希望将这种情况称作非法携带，反之，就不是非法携带。如果是非法携带，非法携带的含义就包含将到放到汽车后备箱里这一情况。这就是执法人员的“意义期待”。

因此，科林伍德说：历史什么都不是，只是在历史学家的头脑中。

历史是这样，法律不是这样么？